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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美国“印太”战略海上行动越发升级! 我方该怎么做?

田秋宝 国观智库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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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太战略的海上行动目标经历了从简单到深入、从模糊到清晰的演进,但总体上仍处在准备阶段,这为中国抓紧占据地区主动创造了机会窗口。中国有必要尽快在南海地区掌握主动,巩固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确保周边海域未来5-10年的稳定。


目前,美国防部已掌握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的主动,并在范围、方式、烈度等方面明显升级,对中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正在上升。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更名设立预示着美军将在更广空间、更大范围对中国构筑海上遏制网络。针对美国预期内的海上遏制,中短期内中国应加强与美军在海上行动的互信,加强危机管控;中长期应针对美军不同层级、不同方式的海上行动采取针对性的强硬应对行动,准备好打赢一场海上冲突。





2018年12月15日,国观智库专职研究员田秋宝受邀参加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的“印太研究:回顾与前瞻”专题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特朗普“印太”理念下的海洋战略行为:预测与应对》的演讲。会议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主持,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主任宋德星教授,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国观智库高级研究员胡志勇,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仇朝兵,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廉德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王鹏等专家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田秋宝



特朗普“印太”理念下的海洋战略行为:预测与应对



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推进“印太”理念,但起初并非是一个清晰、全面的战略,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经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政策文件的论述,美国“印太”战略已呈现出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经贸领域、科技领域、“一带一路”等方面形成全面的竞争态势。


从特朗普当局对“印太”战略的表述看,在海洋安全上聚焦南海问题,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与防御设施建设威胁海上航行与自由,破坏地区规则与国际法,并试图以此为借口加大军事活动,遏制中国的海上力量。比如,2017年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海洋的自由进入作为商业利益和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并将其作为在全球公域参与多边机制的基础。报告认为中国在南海建设和军事化的努力已危及贸易的自由流通,并威胁其他国家的主权与破坏地区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称“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除非美国国防部长保证中国已停止所有在南海的土地开发行、解除所有在南海被开发土地上的武器并提供一份致力于地区建设的四年行动记录”。 这是美国国会首次明确地将针对中国的南海条款写入《法案》。



王存刚



目前:美国正在升级“航行自由行动”

威胁性挑战中国底线


“航行自由行动”(FONOPs)是美国直接介入南海问题的惯用手段,但特朗普上台后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航行自由行动”有了机制化和常态化的设定。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于2017年7月透露,今后在执行FONOPs时将不再承认或宣布,只会在一份年终报告中予以列举。 这标志着“航行自由行动”的常态化,并且反映出美国防部在执行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方面已拥有绝对主动权,这相比奥巴马时期的白宫-五角大楼协调决策有了明显变化。


其次,从频次和范围看,“航行自由行动”有了更进一步的挑战空间。2018年1-11月底,美方公开承认或宣布的南海FONOPs有5次,超过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总次数(4次)。从范围看,2018年,美国的FONOPs进入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黄岩岛附近海域是第一次进入。需指出的是,我国在西沙群岛已通过立法方式划有领海基线,美军舰驶入西沙12海里即是侵犯我国主权。此外,中国在黄岩岛进行岛礁建设始终被美军视为行动底线,美军舰在目前由中方控制的黄岩岛海域巡航,挑衅意味十足。


最后,从通过方式看,已不是简单的“无害通过”,而是伴有长时间停留和军事演习等“蓄意行为”,致使中美海上摩擦的危险性显著上升。9月30日,美军“迪凯特”号驱逐舰闯入南沙群岛南薰礁12海里海域,受到中国军舰拦截驱离,双方军舰几乎相撞,形势一度十分紧张。


美国在南海行动烈度的提升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派向南海的舰队规模空前之大,二是配合军舰,美军的军机飞越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2018年,美国海军先后向南海派出4个航母打击群,分别是第三舰队以卡尔·文森号航母为旗舰的第一航母打击群(2.16),原属第五舰队的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旗舰的第九航母打击群编入第七舰队(4.3),第七舰队所属的“里根”号航母(6.26)、“斯坦尼斯”号航母(11.26),“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停靠香港被拒后在南海进行示威性实弹军事演习(9月底)。 


除了军舰更加频繁出入南海外,美军机飞越南海上空的频度和架次也创下新高。据国观智库统计,2018年1-11月底,超过40架次美空军B-52型轰炸机飞越南海空域。对此,美国太平洋空军均声明是“例行训练任务”,是美国空军在南海地区 “轰炸机持续性存在任务”(Continuous Bomber Presence, CBP)的一部分。



宋德星



未来:“印太”司令部

将在海上部署多维行动


2018年5月30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正式宣布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随更名后的印太司令部陆续调整目标和任务,美国即将构筑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海上对华部署。但是,目前美国“印太”战略的海上行动尚处于缓冲阶段,这为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准备时机。


印太司令部的更名设立,目标是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向远洋和深海布局的趋势,是对美国以往“岛链战略”的突破,是在更广空间、更大范围上对中国的海上行动加以遏制。可预见的是,美国将对以第七舰队、第三远征军、第五和第十三航空队为主的海空力量进一步加强,并增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空部队的机动性和自主性,甚至专门针对与中国海军和海警意外相遇的场景进行布置,进一步加强以“航行自由行动”为主的海上行动的烈度,甚至突破“航行自由计划”的范畴,不断突破国际法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


加强盟友力量建设,构筑印太盟友军事体系是“印太”司令部的重要任务,包括加速日本自卫队的再武装化进程,对越南、印尼和中国台湾地区加大军事援助力度,并以联合军演、联合巡逻等方式协调盟友海上行动,进一步推动构建多国海上联动能力,从而有效压缩中国在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地区的活动空间。在上述行动的影响下,西方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军事体系将被突破。


具体而言,印太司令部将重点监视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投资建设的港口,如汉班托特港、瓜达尔港、吉布提港、巴萨港等目标。同时,美国将在印太地区构建更大的海洋技术情报网络,通过卫星、遥感、潜艇跟踪等手段,对中国在地区的科考行动加强监视,尝试进行数据截取,与相关沿岸国加强情报交换。


但是,当前美军面临的经济压力也十分巨大,年度国防预算上涨幅度十分有限。加上特朗普当局正与中国就贸易和科技问题进行拉锯,在海上尚未集中精力,因此美军落实其印太战略尚需一段时间。从整体上看,美国仍处于在印太海上区域进行重新部署的开始阶段,这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缓冲期。



胡志勇



中国的应对


首先,如何认识美国“印太”战略的海上目标。


第一,认识到美国“印太”战略的海上行动目标涉及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对美国海上行动的范围、烈度和手段有深刻认识,并从战略层面思考应对之策,而非只顾眼前的危机管控。


第二,认识到当前美国“印太”战略的海上行动正处于缓冲和准备时期,这既有经费预算、地区能力等客观因素,也有为中美贸易摩擦保留空间的主观因素,这为我国应对“印太”战略的海上遏制提供了难得的、短暂的机会窗口,中国必须要抓住。


其次,如何在目前海上博弈的前夜掌握地区主动。


第一,占据南海区域的主动。利用COC的谈判加快构建与东盟国家的互信和合作机制,在菲律宾、越南等国政府换届之前与其达成对关键问题、重大利益的共识,包括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南海争议海域的联合开发、南海岛礁民用开发等,提前化解南海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确保南海地区未来5-10年的稳定局势。


第二,巩固印度洋的影响。中国在印度洋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塞舌尔、巴基斯坦等地建有港口,配合自贸区、产业园等构建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但因管理不善,很多港口出现债务问题,甚至项目停滞,被西方舆论广受指责。中国应尽快调整海外港口管理模式,将印度洋的港口和产业园打造成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而非地缘政治支点,利用经济手段巩固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


最后,制定弹性的对美策略。


在中短期内避免与美国在海上发生摩擦或冲突,积极进行危机管控;中长期应明确底线,在适当时机和关键情境展现出强硬姿态。


在当前中美双方在南海并未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应积极促进中美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的落实。中美两军已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备忘录》等一系列信任建立措施,但这些措施的落实差强人意、仍不足以避免意外。在当前美国“印太”战略海上行动前期,应加快推进两军的互信,确保不会擦枪走火。


但在中长期,在美国将构建全面、强硬的海上对华遏制网络的预期前景下,中国应对未来中美海上摩擦甚至冲突做好准备,从国际法、军事战略、海上作战环境、美国行动预判等方面做好预测和部署,明确针对美军不同层级的行为实施不同级别的应对,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其越界行为进行强硬回应,准备好打赢一场海上冲突。


田秋宝,国观智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海问题、东南亚地区政治、极地政治与法律问题。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海洋领域课题,撰写内部政策报告数篇,著有《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提出后的国际智库舆情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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